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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繞過的人物托尼·朱特:作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著什么?

更新時間:2018-06-05 17:55 互動: 文字大小: 瀏覽: 手機瀏覽

二十年多來,托尼·朱特是各種主流思想期刊上經常出現的名字,在英美世界的智識生活中,他是一個無法被繞過的人物。但這位英國歷史學家2009年10月在紐約大學的演講令許多人感到震撼。坐在電動輪椅上的朱特緩緩駛上舞臺,他的臉上戴著呼吸裝置。他向聽眾解釋自己患有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癥(“漸凍癥”),這是一種最終會破壞一個人移動、呼吸能力的致命疾病。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朱特談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命運,知識分子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們沒有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這是朱特的最后一次演講。一個月后,朱特在他的公寓接受了《高等教育年鑒》的一位編輯的采訪,他說話聲音非常微弱,需要借助麥克風才能讓人聽清他的話。采訪持續了兩小時,整個過程中身體一直處于明顯不適狀態的朱特談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即將來臨的死亡。思想是學術界的貨幣,《年鑒評論》(The Chronicle Review,《高等教育年鑒》評論版)多年來致力于為讀者講述這些思想背后的人。本文是一位不僅面對自己畢生工作,也直面死亡的學者肖像。托尼·朱特于2010年8月去世。

2009年10月中旬的一個星期一晚上,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出現在格林威治村的紐約大學史葛柏藝術表演中心的舞臺上。“我要先斗膽跟各位說幾句我現在的身體情況,希望你們不要介意,”坐在電動輪椅上的朱特這樣說道,他身上裹著黑色毯子,戴著Bi-Pap呼吸裝置。“如你們所見,”他緩慢而困難地說著話,聲音沙啞,“我的身體從脖子以下都癱瘓了,還需要借助我臉上這個看起來很荒謬的管子呼吸。”在這場演講一年多前,朱特被診斷出患有肌萎縮側索硬化癥,這種病更為人所知的名稱是“漸凍癥”,這種致命疾病會逐漸破壞一個人移動、呼吸、吞咽和說話的能力。

2005年,僅僅四年前,這位紐約大學的歐洲歷史教授出版了《戰后歐洲史》,他也因此書的出版而達到自己職業生涯的頂峰,這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的重生為主題的書籍受到了很高評價。它被選入普利策獎決選名單和《紐約時報》十大好書榜單。學術界之外,朱特在和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爭吵以及左派內部的爭吵中成為一名聲名卓著的政論家和令人敬畏的“斗士”。他最受公眾所知的可能是他對以色列所持的嚴厲批評立場,他也是“一國方案”最知名的倡導者——所謂“一國方案”是指建立一個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存的國家,以此來解決巴以之間的沖突,他的這一立場受到褒貶不一的評價。

朱特10月的這次演講是雷馬克研究所舉辦的年度演講中的一場。雷馬克研究所是朱特于1995年創建的跨學科中心,旨在促進美國與歐洲相互的理解。朱特的朋友、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認為,這次演講是朱特的“回顧演講”,朱特“終生都在思考作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著什么”,這場演講給了他對自己思索的一生進行反思的機會。

這是朱特第一次坐在輪椅上對公眾發言。之后他淡淡地表示,“我知道自己看起來像徹底的廢人。”當坐在電動輪椅上的朱特駛上臺后,整個劇院隨之籠上了一層緊張的氣氛,在座的700多人頓時安靜下來。朱特覺得以他當時的狀況,如果要用準備好的稿子演講會過于費事,于是決定完全脫稿演講。他能保證自己的注意力不分散嗎?他能否完全不顧自己難以抑制的口渴,無法消除的瘙癢和肌肉酸痛?

他開始拿自己開玩笑,他稱自己是“臉上套著塑料容器的四肢癱瘓者”,并且承諾不會使用過于夸張的手勢。人們的緊張情緒稍稍有所緩和以后,他開始闡述自己演講的主題:“社會民主主義的生與死”

朱特呼吁人們關注美國和歐洲對效率、財富、自由市場和私有化的崇拜。他說,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在一代奧地利思想家的影響下形成的,他們是商業理論家彼得·德魯克,經濟學家哈耶克、米塞斯和約瑟夫·熊彼特以及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目睹了自由主義的崩潰和法西斯主義崛起的他們得出結論,捍衛自由主義的最佳方式是讓政府遠離經濟生活。“如果能將政府擋在安全距離以外,如果不準政治家(無論他們怎么用心良苦)規劃、操縱或指揮民眾的事務,那么無論極左還是極右分子都將無法產生影響力。”朱特在演講中說道。公共責任已經被徹底交由私營部門承擔。朱特警告說,美國人和歐洲人(程度稍弱)已經忘記了如何對經濟選擇進行政治的、道德的思考,他那脆弱的、帶有英國口音的聲音越來越大。放棄社會民主主義者所取得的成就——美國的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大社會計劃”(the Great Society)和歐洲的福利國家——“是對我們的前人的背叛,也是對后人的背叛。”

在這場持續近兩個小時的演講里,朱特談到了自己長期關注的幾個主題:知識分子和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對于過去的20世紀,美國人和歐洲人既不理解,也沒有能從中吸取教訓(朱特曾經這樣寫道,“我們生活在一個遺忘時代”)。在演講的最后,他說了這樣一段務實的話:“說社會民主主義(或者類似的東西)代表著未來,代表我們為自己繪制的理想世界會讓人很快意,但是這種說法會誤導別人。”他仔細地吐出每一個詞。 “它甚至不能代表理想的過去。但在我們現在所有的選擇之中,社會民主主義比其他的選擇都好。”

演講結束后,全場起立鼓掌,掌聲經久不息。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的歷史學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當時也在場,他說:“演講剛開始的時候,他的思考能力——不但毫無減弱,而且在很多方面無與倫比——與身體之間的巨大反差令我感到震驚。 但是五分鐘后,我就忘記了他身體上與正常人的差異,注意力完全被他的講話以及他想表達的內容的價值所吸引。”沃林補充道,“這是我見過的最令人感動的場面之一。”

大約一個月后,我在朱特的公寓里和他見面。他的公寓在華盛頓廣場公園附近的一個磚砌高樓的高層,他和他夫人、舞蹈評論家珍妮弗·霍曼斯還有兩個十幾歲的兒子生活在一起。門上的標志寫著訪客需要洗手。朱特的護工是一個年輕男子,他默默地領著我走在一塵不染的木地板上,穿過寬敞的公寓來到擺滿書籍的書房,朱特正坐在輪椅上等我,頭靠在一個棕褐色的枕頭上,手放在膝蓋上,光著的雙腳有些浮腫。61歲的他頭發剪得很短,胡子灰白。他穿著褐紅色T恤和法蘭絨褲子,戴著圓形眼鏡。他的左耳佩戴著一個無線麥克風。我們之間雖然只隔了幾英尺,那位護工還是打開了麥克風的電源開關,朱特微弱的聲音突然從附近的揚聲器中傳出。

“80年來,各國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投入了很多,而我們這代人看到了這種投入減少了。我們正在拋棄過去的努力、想法和宏圖。”很顯然,說話對他來說并不容易,但這不妨礙他雄辯地表達觀點。他的眼睛被迫承擔起表達“肢體語言”的功能,表現力驚人;當他興奮起來的時候,他的眉頭會聳得很高,眼睛張得很大,比如在他談起下面這個話題便是如此:“面對一些非常好的問題,20世紀廣為流行的某意識形態給出了有很大缺陷的回答。在這個很有缺陷的回答被拋棄以后,我們卻也忘記了那些好問題。我想讓人們重新考慮這些好問題。”

我問他演講結束后感覺如何。“我很高興,”朱特簡單地回答。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勸他放棄在演講中討論社會民主主義,而是選擇談談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癥。“我考慮過他們的建議,”朱特說,“但我對這種病沒有什么新的東西可說,可我對社會民主主義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表達的,而且以我目前的身體狀況下來談,也可能會多多少少影響人們對疾病的理解。他深吸一口氣。 “本來就是我想做的事情,當然就去做了,而且要在目前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做好,讓人們盡快不再因為同情肯定我。”

朱特出生于一個屬于中下階層的猶太家庭,家里的長輩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反對者。他們住在倫敦東區,歷史上這個區域就是猶太人的聚集區。“一種低烈度、不粗暴、文化層面上的反猶主義在當時的英國社會是完全被接受的,”朱特回憶道。朱特的父母擔心自己十幾歲的兒子缺乏社交能力,1963年,他們把朱特送到以色列,參加由一個基布茲組織的夏令營。朱特在那時候成為了一名猶太復國主義者。“我是一個理想的皈依者,”他說。他后來成了左翼猶太復國主義青年運動的領導者,甚至還在巴黎舉行的一場大型猶太復國主義會議上發表了主題演講。(朱特當時吸煙,但他還是在演講中借機譴責猶太青少年吸煙是一種“偏離常軌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1967年,在“六日戰爭”之后的幾個星期里,朱特自愿為部署在戈蘭高地的以色列國防軍提供翻譯服務。他驚訝地發現,許多與他一起工作的以色列年輕軍官都是“反阿拉伯的右翼暴徒”;另外一些人則“只是配了槍的傻蛋。”當時的他認識到,以色列“已經從一個有些狹隘的拓荒社會變成為一個相當自鳴得意、優越感十足、好戰的國家。”

對以色列幻滅的朱特回到了英格蘭。他在高中最后一年已經被劍橋大學提前錄取。之后,他又進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學習。他在巴黎認識了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女英雄、頗有影響力的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安妮·克里格爾(Annie Kriegel)。“她的研究方法將抽象分析與對歷史環境非常密切的關注結合在一起,既不是政治科學,也不是歷史,但它把兩個學科里最好的部分結合在了一起,”朱特說。大約在同一時間,他與德國出生的社會主義思想史學家喬治·利希泰姆(George Lichtheim)建立了通信聯系。“他極為杰出,同時也非常抑郁,”朱特回憶道。“他寫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作品在題材、風格和方法上對我有很大影響。” 朱特把自己的文集《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獻給了克里格爾和利希泰姆。

朱特的第一本書《法國社會黨的重建》(La Reconstruction du Parti Socialiste:1921-1926)詳細分析了法國社會黨與共產主義的決裂,1976年該書在法國出版。三年后,劍橋大學出版出版了他的《普羅旺斯1871-1914的社會主義:現代法國左派的起源研究》(Socialism in Provence, 1871-1914: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French Left),在此書中,朱特細致分析了普羅旺斯低地農民在遭受經濟上的打擊之后加入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原因。這些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和法國左派:法國勞工和政治研究,1830-1981》(Marxism and the French Left: Studies in Labour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981,牛津大學出版社1986出版)一書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處理。這些早期作品讓作為優秀的年輕政治史家的朱特為人所知。1987年,他離開牛津大學前往紐約大學歷史系任教。

朱特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左翼知識分子內部的爭論中,他認為左翼陣營中的許多人沒有真誠地看待共產主義。“一直以來,托尼對極端左翼對蘇聯表現出的某種盲目很熟悉,”桑內特說。帶著對這個問題的關切,朱特寫出了《未竟的往昔》,在這本書里,他不留情面地剖析了幾位左翼名人——讓-保羅·薩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羅馬天主教哲學家埃馬紐埃爾·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Esprit雜志的創始人)等等,并指出他們在政治上的魯莽和天真導致其親蘇。《紐約時報書評》的封面上評論稱贊這本書為“一項坦率而極具摧毀性的研究”。眾多贊譽紛至杳來。(1998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二十世紀》是《未竟的往昔》的姊妹篇,朱特在這本書里描繪了法國政治生活中完全相反的傳統:反對共產主義的、完全獨立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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